面对某种程度的“众叛亲离”,受到由曾经工程爆破经历凝结成的玄学能力影响,在当前四人组中性格最“理性”,最将任务放在第一优先级上的“克拉姆科”也“动摇”了。
“看我干什么!留下三个人照顾伤员,其他都去掩护‘皮罗戈’!”
一路上艰难困苦,早就攒了一大堆想和追击的敌人爆了的负面情绪的苏军士兵,迅速行动。
只留下了“克拉姆科”,开始使用大抵是因为执念破裂境界提升而进一步加强的玄学力量,凝聚更大当量的炸药。
而随着四人组中的最后一个人,也部分放弃了突破绝境的封锁向外传递消息的想法。
在“克拉姆科”携带着新的炸药去追“皮罗戈”时,原本破碎的特殊联络装置,再一次开始了低频震动,仿佛要连通什么地方。
只是这次,由于之前察觉到“电台”有所动作的士兵,同样选择了回头。
整支部队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了这点罢了。
(一些解释:
1、最“理性”
爆破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危险的行当之一,因此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血的教训,都是以不近人情的冰冷方式执行,以期在发生极端情况下时,能够让更多的人幸存。
简单理解就是在这里,列车难题不仅是有解,还是有明确的必须救更多人的规定。
比如最早炸药不稳定的时候,开山洞,最后安装雷管的活是要工人轮流单独去安装的。
这点再叠加战争对人精神状态的异化,“克拉姆科”会出现完全“理性”抉择,以至于将战友性命进行量化与任务进行权衡处理的方式是十分正常的。
而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就像《团长》之中龙文章这个疯子给虞啸卿提出的,如果在突袭汽油桶洞的过程中出现了前面的人牺牲洞被堵住的情况,要怎么办一样。
那个解决方法一提出来,厌恶恶心或者其他什么负面感觉就会立即出现,这是所有心理正常的智人的正常心理生理反应。
反对这样的办法,这样的计划,哪怕不从计划可行性上反驳,单纯从反人性角度反驳都是合理的。
但战争很多时候不允许这样,在战争中人只能被计算作消耗品,确定一个价值,好为最终决策提供依据。
甚至于极端一些的军官教育就会要求军官将士兵视作耗材,这点在战锤世界中的典型代表便是钢铁勇士。
乃至于功利一点讲,钢铁勇士的炮灰战法,如果排除掉痞老板的拧巴部分损耗,其在数据上进行统计,是真的有可能就是牺牲总量最少的方案。
只是人是有情感的,周围统计学是人社会性生命的基础,所以绝大多数正常人别说目睹,就算只是听到,或者想象到周围同类的死亡,都会带来本能的不好接受。
其衍生推论就是那个有些片面但是确实切中一些要害的论点——最小代价方案可以在口头上让所有人接受,但在实际操作上人人都害怕成为代价。
这就产生了战争之中必须面对的“理性”与“感性”的矛盾。
而对于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并没有公认的答案,只有大量各有拥趸的流派。
比如,钢铁之手的内外皆钢,摒弃情感,彻底理性,以绝对的数据计算追求最小损失。
比如,辫子朝末期的团练兵,战斗力全靠乡党亲朋组队,玩的就是小团体感性破裂之后的战斗力爆炸。
再比如,二战之后的道德主义,将己方占据道德高地的作用无限拔高,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士兵感性破裂的阈值,让军队更加坚韧。
等等等等。
其中的人性感性与战争理性的博弈之复杂,让作者甚至很难在其中选出一个足以彻底说服自己的流派拿来,像正常网文一样搞踩一捧一,以体现爽感或者优越性。
或者说,战争之中的人性作为一个论题,无法有一个让作者在正常状态的微观决策中表示认可的结论。
只有一个宏观上的可接受解,即东大传统军功文化背景下的结合了马列主义与人民军队理论之后产生的,记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理论。
当然这个理论更多的时候只是在集体对个体层面解决了“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但却很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完全的调节。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每个人都在时代洪流之中。
因此最后,自认为理性的作者,甚至于有点想接受过于理想的和平主义,或者极度激进的远视主义等,可以在源头上拒绝战争发生的理论,以回避这个问题。
只是所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东大人都知道,和平是无法靠理论上的空想获得的,只能靠斗争取得。
唉:(
期望世界和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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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转向,某种程度上靠运气才收到了古德里安控制推进速度,拉平战线命令的德军迂回部队中作为先锋的掷弹兵部队。
其虽然放弃原先强烈想法的原因与“木辛”等人带领的苏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