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正式入主益州,将治所设于绵竹。
平定叛乱后,刘焉为稳定益州局势,采取“安抚民心”与“打压豪强”双重策略。
“安抚民心”方面,他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减免百姓一年赋税,降低后续赋税标准,减轻民众负担;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官员,罢黜郤俭时期通过贿赂任职者,从亲信及本地寒门子弟中选拔清廉务实官员;开设粥棚赈济流民,将无地流民安置到南部荒地开垦,借给种子、农具,既解决流民问题,又增加耕地与粮食产量。
这些政策让他迅速赢得民心,益州呈现“百姓安堵,民乐其业”的景象。
“打压豪强”方面,益州豪强自西汉形成,占大量土地人口,拥私人武装,干预地方政务,威胁统治。刘焉通过三招削弱其势力:一是“分化瓦解”,利用豪强矛盾“拉一派打一派”,重用支持自己的贾龙家族,打压李权、任岐等豪强,拉拢弱小李强;二是“武力镇压”,对公然反抗者毫不留情,犍为太守任岐不满其独权欲反叛,刘焉诱杀任岐后剿灭其党羽;三是“迁徙豪强”,借鉴西汉“迁豪强于关中”策略,将北部豪强迁到南部,派亲信接管其土地产业,瓦解其地方根基。
通过这些手段,刘焉掌控益州军政大权,但也与贾龙等最初支持者的矛盾日益加剧。
汉中郡(今陕西汉中)是益州通往关中的门户,战略地位重要。
当时汉中太守苏固为朝廷任命官员,不满刘焉割据,多次弹劾他“独断专行,有不臣之心”。
刘焉不愿亲自出兵落下“擅杀朝廷命官”罪名,决定扶植张鲁。
张鲁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陵是道教“五斗米道”创始人,父亲张衡死后,其母(史称“张鲁母”)继续掌教务。
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常往来刘焉家中,关系密切。
刘焉看中张鲁在蜀地的宗教影响力及五斗米道信徒众多、组织严密的特点,于初平二年(191年)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派其与别部司马张修(五斗米道信徒)率军攻打苏固。
张鲁、张修得当地信徒支持,很快击败苏固并占领汉中。
随后,刘焉授意张鲁杀张修,独揽汉中大权。
此后,二人达成协议: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统治,抵御关中军阀,保卫益州北部;刘焉在益州提供物资支持,允许张鲁推行“宽惠政策”(如设“义舍”免费供行人食宿)吸引流民。
同时,刘焉让张鲁“断绝斜谷阁道”,斩杀朝廷使者,彻底切断益州与朝廷联系。
他还伪造“祥瑞”,称“益州有黄龙出现”,为割据披上“天命”外衣,成为益州实际“土皇帝”,益州成为东汉末年首个真正割据政权。
势力稳固后,刘焉“帝王野心”逐渐暴露。
他暗中制造皇帝专用的乘舆、御物,按皇宫规格扩建府邸,其绵竹府邸“廊宇数百间,皆以锦绣为饰,器用悉仿乘舆”,奢华堪比皇宫。
还在益州推行“分封制度”,封侄子刘瑁为阳武亭侯掌军,封亲信吴懿为都亭侯任犍为太守掌南部军政,举措远超州牧权限,属“僭越”行为。
此举引发部分官员、豪强不满,曾支持他入蜀的贾龙多次劝谏“谨守臣节”,却被刘焉视为“阻碍大业”,遭暗中算计。
初平三年(192年),贾龙联合任岐(此前被打压后重新启用)起兵反叛,率数万军队攻绵竹。
刘焉早有准备,派刘瑁、吴懿率军抵御,同时借五斗米道影响力号召百姓“讨逆”,承诺“平叛者免三年赋税”。
百姓纷纷加入平叛队伍,贾龙军队“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被杀,家族被灭。平定叛乱后,刘焉在益州统治达顶峰,自认称帝时机成熟,却未料命运即将给予沉重一击。
刘焉有四子:长子刘范、次子刘诞、三子刘瑁、幼子刘璋。刘范、刘诞、刘璋早年随汉献帝留长安(董卓之乱后献帝迁长安),仅刘瑁随其入益州。刘焉割据后,虽与朝廷断联,却借儿子们在长安活动积累政治资本,伺机让他们“拥戴”自己称帝。
兴平元年(194年),长安大乱。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控制献帝,二人火并致长安混乱。
征西将军马腾(马超之父)因与李傕有隙,率军驻郿县(今陕西眉县)讨李傕。
刘焉认为是“推翻李傕、掌控朝廷”的良机,暗中联络马腾,让刘范、刘诞在长安做内应。
然而计划泄露,李傕突袭马腾军营,马腾兵败逃往凉州。
随后,李傕以“通敌叛国”罪名处死刘范、刘诞。
消息传至益州,刘焉悲痛欲绝,尤其是长子刘范,本是他心中“继承大业”首选,两子惨死让他精神受重创,身体一蹶不振。
幼子刘璋也处境危险,李傕本想处死他,因大臣劝谏(刘璋年仅十几岁未参与叛乱)才免于一死,被软禁长安。
刘焉多次派人营救无果,后李傕为拉拢刘焉(其在益州势力强大),才放刘璋回益州。
刘璋归来虽给刘焉一丝安慰,但两子惨死的伤口已无法愈合。
兴平元年(194年),刘焉为儿子们惨死悲痛时,大火席卷治所绵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