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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爱国强国路宣公第一年（第3页）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康乾盛世”的鼎盛中，将“大一统”推向新高度。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以军事行动巩固疆域，其“满汉一家”的政策推动民族融合；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虽有文化钳制之嫌，却也以“整理典籍”的方式守护文明薪火。此时的“强国”既体现为疆域辽阔、人口增长，也表现为对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从蒙古草原到西南边疆，从雪域高原到东南海岛，“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清晰。

但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爱国与强国思想被迫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虎门销烟的壮举践行禁烟强国之志，其组织编译《四洲志》，开“睁眼看世界”之先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器物以图自强，将“强国”的视野从“传统内循环”拓展到“国际竞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洪仁玕《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虽未实践，却已触及“制度革新”的强国命题；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军工、兴办学堂、筹建海军，试图以“器物革新”挽救危局，其“自强”“求富”的口号，承载着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求变的爱国实践。

明清之际的爱国与强国，始终在“守”与“变”中挣扎：既坚守“华夏文明”的根脉，又不得不承认“技不如人”的现实；既眷恋“大一统”的荣光，又必须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这种在苦难中觉醒、在反思中前行的精神，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救亡图存”与“革新自强”的双重使命，推动着中华民族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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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爱国与强国领域，便已形成与东方文明既相似又迥异的精神脉络，其核心围绕“城邦共和国认同”与“公民责任”展开，将个体价值与集体荣耀紧密交织。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中，“爱国”即“爱城邦”，每个公民都将城邦的独立与荣耀视为生命的一部分。雅典的民主制度虽局限于公民群体，却让“参与城邦事务”成为爱国的直接体现——梭伦改革以“财产等级制”打破贵族垄断，让更多公民参与政治，其“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的理念，将“强国”与“公平”绑定；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宣称“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将雅典的民主、艺术、军事成就视为公民共同的骄傲，而苏格拉底宁愿饮鸩赴死也不愿违背城邦法律，以生命诠释了“公民对城邦的绝对忠诚”。斯巴达则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爱国：男孩自幼接受军事训练，“为城邦战死”是最高荣誉，其“全民皆兵”的体制让这个城邦以军事强盛闻名，“战死沙场”与“胜利归来”成为爱国的唯一注脚，个体的存在完全服务于城邦的强大。

古罗马从城邦发展为帝国的过程中，爱国与强国思想不断扩容。共和时期，西塞罗提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强调公民对共和国的责任不仅是服兵役，更包括参与立法与司法，其“为共和国而战”的信念，让“爱国”与“维护共和制度”紧密相连。布鲁图斯刺杀凯撒，虽背负“弑君”之名，却自认是为守护“共和传统”这一更大的“国”；加图以“宁死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决绝，彰显了共和派对“自由之国”的坚守。进入帝国时代，“爱国”逐渐演变为对“罗马帝国”的认同，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后，通过修建竞技场、改善民生、扩张疆域，让“罗马和平”成为公民对国家的集体记忆——当士兵在军团旗帜下宣誓“为罗马而战”，当行省居民以“成为罗马公民”为荣，帝国的强大已超越军事征服，成为一种文化与身份的认同。

古希腊罗马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带着“公民共同体”的印记：它不似东方文明强调“忠君”与“大一统”，而更注重个体对城邦共和国的主动参与；“强国”的目标不仅是疆域扩张，更包括制度的优越、文化的繁荣与公民的尊严。这种将“个人自由”与“集体荣耀”相平衡的精神，虽因时代局限存在奴隶制、性别歧视等缺陷，却为后世欧洲的爱国主义埋下了“公民责任”与“制度认同”的基因，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重新焕发生机，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思想资源。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爱国与强国思想被宗教信仰与封建契约层层包裹，呈现出“神权、王权、领主权”交织的复杂形态。此时的“国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概念，更多是围绕“领主-封臣”的依附关系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认同，“爱国”往往等同于“效忠领主”“守护领地”，而“强国”则体现为领主庄园的富庶、城堡的坚固与骑士的勇武。

在西欧的封建体系中，封臣对领主的“效忠礼”是爱国精神的直接表达——骑士跪在领主面前宣誓“以我的勇气与武器，为您守护领地、对抗敌人”，这种基于契约的忠诚，让“国”的概念具象化为领主的城堡与庄园。当维京人、阿拉伯人入侵时，领主组织骑士与农奴共同守卫城堡，此时的“守土”既是履行封建义务，也是保护家园的本能，而“强国”的标志便是领地能抵御外敌、保障生产，正如查理曼帝国时期，通过修建要塞、颁布《庄园敕令》规范生产，让领地在动荡中保持稳定，便是最朴素的“强国”实践。

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为爱国与强国披上了神圣外衣。教会宣称“王权神授”，领主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上帝，因此“效忠领主”与“敬畏上帝”融为一体，十字军东征被赋予“解放圣地、扞卫信仰”的神圣使命，骑士们“为上帝而战”的口号，让军事行动超越了世俗利益，升华为对“基督教世界”这一更大“共同体”的忠诚。此时的教堂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领地的精神核心——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既召唤信徒祈祷，也在外敌来临时警示民众，宗教建筑的宏伟与否，成为衡量领地“精神强盛”的标志，而修道院抄写典籍、传播知识，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同时，也以“神的意志”强化着领地内的凝聚力。

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兴起与王权强化，爱国与强国思想开始突破封建壁垒。英国《大宪章》的签署，虽限制王权，却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王国”与“贵族、市民”的权利边界，让“爱国”开始与“维护共同法律”相关联；法国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强调“王权独立于神权”，推动“法兰西王国”的概念从分散领地向统一国家转变。城市市民则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强国”——通过行会组织规范生产、修建城墙抵御领主盘剥，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威尼斯的航海贸易，让城市成为“经济强国”的代表，市民们以“我是佛罗伦萨人”“我是威尼斯人”的身份认同，孕育着早期的“城市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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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文学与传说，也留下了爱国精神的印记。《罗兰之歌》中，骑士罗兰为守护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撤退，宁愿吹破号角战死也不后退，其忠诚既指向领主，也暗含对“法兰克王国”的热爱；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传说，以“寻找圣杯”“守护不列颠”为核心，将骑士精神与“守护家园”的责任结合，成为中世纪爱国情怀的浪漫投射。即便是农民起义，如英国瓦特·泰勒起义，其诉求虽聚焦于减轻赋税，却也喊出“为王国的自由而战”的口号，让“爱国”不再是贵族专利，开始向下层民众渗透。

中世纪的爱国与强国思想，虽被封建割据与神权束缚，却在“领地守护”“契约忠诚”“信仰共同体”的交织中，缓慢积累着“国家认同”的碎片——当骑士从“效忠单个领主”转向“效忠国王”，当市民从“认同城市”转向“认同王国”，当宗教外衣下逐渐生长出“世俗国家”的意识，近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与强国思想，便在这片土壤中悄然萌芽。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爱国强国领域的认识，也呈现出与欧亚大陆核心文明既呼应又独特的风貌，在各自的地理与文化语境中，将“守护家园”“凝聚族群”“传承文明”作为爱国强国的核心命题。

古印度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与种姓制度、宗教信仰深度交织。在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共同体”的概念通过《梨俱吠陀》的赞歌得以强化，“保卫部落牛群与领地”是武士阶层（刹帝利）的天职，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为正义而战”的俱卢之战，将“爱国”升华为对“达摩（法）”与“王国荣誉”的坚守。孔雀王朝阿育王的“达摩政策”堪称古代印度强国思想的典范——他在征服羯陵伽后幡然醒悟，以“仁政”替代武力扩张，通过修建道路、医院、灌溉工程惠及民生，其敕令中“所有众生皆为吾子”的理念，让“强国”不仅是疆域辽阔，更成为“以善治凝聚多元族群”的实践。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虽未直接挑战种姓制度，却以“慈悲护生”的理念，为爱国注入了“关爱家园众生”的温情维度。

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文明的崛起中，将“爱国”与“护教”融为一体。穆罕默德提出“凡穆斯林皆兄弟”，打破部落隔阂，使阿拉伯半岛从分散的部落联盟凝聚为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为真主与家园而战”成为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倭马亚与阿拔斯王朝时期，“强国”体现为“伊斯兰帝国”的扩张与文明繁荣——巴格达成为“智慧宫”所在地，翻译古希腊典籍、发展代数与医学，将军事征服与文化创造结合；而“迪万制度”（税收与行政体系）的完善，让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民众在统一治理下安居乐业，此时的“爱国”既是对“哈里发国家”的忠诚，也是对“伊斯兰文明圈”这一精神家园的认同。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时，其“宽容对待基督徒与犹太人”的举措，更让“强国”展现出文明包容的气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爱国精神的象征。

美洲文明在孤立发展中孕育出独特的家国情怀。玛雅人的城市国家以金字塔神庙为中心，统治者通过祭祀与战争维系族群认同，其壁画中“国王率军出征”的场景，将“爱国”表现为对城邦神权与王权的双重效忠；而大规模水利梯田的修建，既是“强国”的物质基础，也体现了“与土地共生”的家园意识。阿兹特克人以“太阳历”为纽带，将农业生产、军事训练与宗教仪式结合，其“向太阳献祭战俘”的习俗虽血腥，却暗含“以牺牲换取家园繁荣”的原始爱国观；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宏伟水渠与市场，见证了这个帝国“以贸易与武力并重”的强国之道。印加帝国则通过“mita制度”（全民劳役）调动人力修建万里驿道与梯田，其“四合一王国”的理念将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纳入统一治理，“效忠印加王”与“守护太阳神赐予的土地”成为爱国的核心，而马丘比丘的巨石建筑，正是这种集体协作与家国认同的物质见证。

非洲大陆的爱国强国思想则扎根于部落共同体与王国文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即太阳之子”的理念将“爱国”与“忠君”“敬神”合一，拉美西斯二世抗击赫梯帝国的卡迭石战役，被刻在神庙墙壁上歌颂“为埃及而战”的荣光，而尼罗河泛滥期的灌溉规划、金字塔的建造，体现了“以集体力量驯服自然”的强国智慧。马里帝国的曼萨·穆萨朝圣之旅，以黄金与慷慨震惊伊斯兰世界，其“修建廷巴克图大学、发展跨撒哈拉贸易”的举措，让“强国”不仅是军事强盛，更是文化与经济的辐射力；而普通牧民对“部落长老”的服从与对“草原家园”的眷恋，构成了非洲内陆最朴素的爱国情感。

这些文明虽未形成现代国家概念，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为何爱家园”“如何让家园强大”——或依托宗教，或联结土地，或通过制度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为“爱国强国”这一人类共同命题，写下了多元而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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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爱国与强国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在天皇与幕府的权力更迭中，将“家国”认同与“武士道”精神深度融合。古代大和政权以“神道教”为纽带，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古事记》中“神武东征”的传说，为“统一国家”赋予神圣起源，此时的“爱国”便是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虽以情爱为主题，却暗含对“大和魂”的细腻书写；镰仓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崛起，“忠义、廉耻、勇武”的武士道成为爱国的核心准则，楠木正成“七生报国”的誓言，以战死沙场诠释对天皇与家国的赤诚。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通过“参勤交代”制度强化中央集权，而朱子学的传播则让“修身齐家治国”理念与本土“忠君”思想结合，武士们既需“勤练武艺以护藩”，也需“研习学问以强国”，这种“文武兼修”的传统，让爱国与强国在制度与精神层面形成闭环。

朝鲜半岛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与“抗御外侮”和“文化传承”紧密相连。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引入中国科举制度与儒家经典，以“儒教立国”凝聚族群，崔致远“虽身在异域，心向故国”的诗文，道尽侨民对家园的眷恋。高丽王朝面对蒙古入侵时，郑梦周“宁为高丽鬼，不作蒙元臣”的殉国，成为“守节爱国”的典范；而《高丽史》的编纂，以文字为故国留存记忆，本身便是爱国的实践。朝鲜王朝时期，李栗谷“经世致用”的思想，将儒学与本土“实学”结合，主张“农桑为立国之本”，其“强国”理念既包含抵御倭寇的军事准备，也注重改良农具、发展纺织的民生建设，而壬辰倭乱中，李舜臣创制“龟船”大败日军，其“以弱胜强”的战绩，让“爱国”成为全民抗敌的精神旗帜。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则在“东西方文明夹缝”中塑造家国意识。基辅罗斯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象征，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此时的“爱国”便是守护“东正教家园”。蒙古西征的压迫下，莫斯科公国以“反抗鞑靼统治”凝聚力量，伊凡一世“收集全俄贡赋”、扩建克里姆林宫，实则以隐忍积蓄强国之力；伊凡四世称“沙皇”，以铁腕统一俄罗斯，其“消灭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举措，让“强国”与“统一”成为同义词。彼得大帝推行改革，剪胡须、建海军、办工厂，以“向西方学习”推动国家现代化，其“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的决心，让“爱国”从“固守传统”转向“革新图强”；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1812年卫国战争”，将拿破仑入侵时的全民抵抗，升华为“为俄罗斯母亲而战”的民族精神。

东欧各国则在民族独立与外来压迫的博弈中淬炼爱国情怀。波兰哥白尼以“日心说”挑战神学，既是科学突破，也暗含对“民族智慧”的自信；匈牙利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将“爱国”与“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连。这些国家的爱国与强国思想，既带着东正教的精神烙印，也吸收了西欧的启蒙理念，在“守护民族语言”“传承本土文化”“反抗外来侵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东亚与东欧的古代爱国强国思想，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在与外部文明的碰撞中坚守自身根脉，在制度革新与精神传承的平衡中追求强大。这种“守正出新”的特质，让这些地区的家国情怀既带着历史的厚重，也蕴含着应对变局的韧性。

至于东南亚地区，在热带雨林与海洋贸易的滋养中，爱国与强国思想呈现出“本土信仰、王朝认同与海洋文明”交织的独特样貌。这里的“国家”多以河流流域或岛屿集群为依托，“爱国”常与对“神王”的崇拜、对“圣山圣河”的敬畏相连，而“强国”则体现为对贸易通道的掌控、对灌溉系统的维护，以及在多元族群中维系平衡的智慧。

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爱国”与对“神王”（国王化身毗湿奴或湿婆）的信仰融为一体。吴哥窟的浮雕既描绘神话传说，也记录国王率军征战的场景，将“守护王国”与“侍奉神明”合二为一；而洞里萨湖的“灌溉奇迹”——通过水利工程调节湖水灌溉稻田，让王朝“仓廪丰实”，既是“强国”的物质基础，也被视为“神王庇佑”的证明，民众对家园的热爱，便在对神庙的虔诚与对沃土的依赖中自然生长。

泰国素可泰与阿瑜陀耶王朝，在佛教信仰中构建家国认同。兰甘亨大帝创制泰文、编纂法典，以“法治”与“佛教慈悲”治国，其石碑铭文写道“素可泰无苛政，民皆安乐”，将“强国”定义为“民众幸福”；而寺庙作为社区中心，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抵御外敌时的堡垒，僧侣与民众共同守护寺庙的举动，让“爱国”成为超越阶层的集体行动。阿瑜陀耶作为“东方威尼斯”，通过海洋贸易积累财富，其国王“与中国通好、与伊斯兰商人结盟”的外交智慧，让“强国”不仅是军事强盛，更体现为在多元文明中找到自身位置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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