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威廉士(s.w.willia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
(33)“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4)“会稽竹箭”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5)肉苁蓉一年生寄生糙本植物,精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糙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6)《留东外史》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7)《嘉泰会稽志》宋代施宿著,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字武子,浙江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
(38)乔峰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9)丛芜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布宁(w..udzpz,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
(40)强汝询(1824—1894)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
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
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41)关岳指关羽和岳飞。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42)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
(43)寿山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4)《小约翰》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pil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and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