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3日就第二草案举行的公民投票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但尽管如此,投票的结果却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戴高乐的势力依然存在着而且他的战略也是成功的。他现在可以不无根据地说,有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对新宪法没有好感;因为,虽有九百万人投票赞成它,却有八百万人投反对票,八百万人弃权;这当然不能说是热情的认可。许多人民共和党的选民听从了戴高乐的话,投了反对票。而现在整个党发现自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强烈主张彻底倒向戴高乐;他们认为过去呼吁人们&ldo;投赞成票&rdo;的做法是错误的,人民共和党再也不该和共产党搞什么关系了。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坚持原来的路线,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戴高乐完全断绝关系,从而招致党员人数的减少也在所不惜。
当1946年11月10日选举第四共和国第一届议会时,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倒不是人民共和党的轻微挫折(它仍赢得一百六十二席),而是共产党的大大进展(它赢得了一百七十一席)和社会党从原来同其他两大党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跌了下来(现跌到了一百零二席)。这就意味着中间力量的趋于瓦解和国家的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诚然,当时还不存在紧密团结的真正的右翼,但正是共产党取得惊人进展的事实,势必促使所有反共的力量都汇集起来,产生一个真正的右翼。
同时,人们出于对共产党以及对两个极端间发生冲突的恐惧,产生了一种不顾一切、力求调和的强烈愿望,这种渴求调和的愿望暂时地使饱受创伤的社会党得到好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象缓冲集团那样的东西的形成。原来担任着临时总统、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三个重要职位的皮杜尔,采取了辞去后两个职务的这一预备步骤,以便让出空缺来由国民议会去另行选任。接着,作为最大政党的共产党提名莫里斯&iddot;多列士为他们党的总理候选人,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未能集合到多数的选票。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僵持局面,直到1946年12月12日,当社会党元老莱翁&iddot;勃鲁姆在人们敦促下同意从退休中挺身出来试行组阁时,僵局才得打开。很可以说明当时那种气氛的是:勃鲁姆在五百九十张选举总理的选票中赢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还取得了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由他组织一个清一色社会党人的内阁,在选出总统、成立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内阁之前执行政府工作。到这时,实际上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内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所提出的用冻结工资和降低物价来稳定经济的计划,人们起初一般都没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鲁姆关于立即减价百分之五的号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鲁姆卸任时,他本人和社会党的声望都有了急剧的提高。
新宪法于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于戴高乐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竞选,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iddot;奥里奥尔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随即挑选他的社会党同志保罗&iddot;拉马迪埃出来组阁。拉马迪埃把共和左翼联盟也拉入政府,试图把原来的、现已显得有点缺乏生命力的三党联合执政扩大成为四党联合执政,可是,不出三个月,这一四党合作的实验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各党间在看法上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来,这些分歧本来是由于权宜之计、由于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虑而暂时被掩盖着的。法兰西联邦的每个角落都在动荡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公开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处的骚动在发展;甚至有热带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闹独立运动的谣传。共产党人根据他们鼓励属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伪善政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叛乱者的条件,而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甚至也包括社会党人在内)则都认为,如果还想保存一点法国影响的话,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不过,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政策的不得人心‐‐这是解放以来他们第一次甘冒违反传统民族情绪的主流的风险,‐‐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迫使争执白热化,却另选了一个比较得人心的事由来进行真正的摊牌。
拉马迪埃政府奉行着勃鲁姆的稳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长时期地冻结工资;但是这个计划虽在稳定币值方面似乎确有实效,在降低生活费用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成功。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在承受稳定政策的全部负担。一连串罢工事件爆发了,共产党支持罢工者并谴责勃鲁姆计划;最后,在共产党人同拉马迪埃发生了一场凶猛激烈的斗争之后,拉马迪埃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共产党人不再充当使劳工采取合作态度的保证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劳工方面造反领导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决定留在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内,甘冒尝试同人民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风险。但是后一个事态发展却是前一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由于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的爱国假面具,日益公开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在法国政界中自陷于孤立,这就给新的联合政府帮了一个大忙‐‐同时也给社会党帮了大忙。与此同时,不久前刚宣布的马歇尔计划连同它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得救的希望,发挥着双重的好处,既为温和派民主力量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以便于他们制订出自己的造福于国家的方案,同时也迫使共产党人暴露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