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巧妙地把进步和尊重传统的思想调和了起来,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担执政所会带来的责任,因此它能够对选民作有效而又广泛的呼吁。但是,人们却并不仅仅用它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评价它‐‐它的行动似乎表明它自己也并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它。它的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快就完全从属于它对王位问题的态度,而被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所掩盖了。
国王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说的&ldo;征求国民意见&rdo;,他宁愿用这后一提法,因为&ldo;公民投票&rdo;意味着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这可能会过早地把政府吓得跳起来。他还坚持建议双方公布有关文件。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绝。1946年5月众参两院议长(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决定自行负责去作一次解决王位问题的尝试。他们建议设立一个非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将由一些律师组成),其任务是,就双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国王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国王同意这一办法,但内阁表示反对,声称谈判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建议是违宪的‐‐议会是有资格作调查的唯一机构‐‐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的非议会性只会使人们更加怀疑有些事实被隐瞒着。于是天主教党就着手提出一项举行&ldo;征求国民意见&rdo;的法案,同时国王则于7月间自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比利时名流九人组成,&ldo;以确实查明他从1936年以来的态度&rdo;。
7月9日,表决一项对于在经济上犯有通敌罪的巨头采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时,范阿克尔政府以一票之差被击败。危机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来由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iddot;于伊斯芒斯于8月1日组成了一个和上届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内阁,唯一的不同是范阿克尔没有入阁。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与此同时,天主教党已从1946年秋天起改变了它的策略,宣称它准备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它并不因此而改变它在王位问题上的观点,但希望通过合作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它撤回了&ldo;征求国民意见&rdo;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现它重新上台的机会,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利奥波德派和反利奥波德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骚动更加频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大臣由于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问题而辞职,这又转而导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辞职。于是摄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斯巴克照办了;但这一次却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共产党和自由党。政府由九名天主教党人(天主教社会党)、八名社会党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两名无党派专家组成。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一百六十二个议席,而反对党方面有四十席。
当时,人们曾感到奇怪,共产党竟然会有意把一个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才使它能够参加的政府搞垮。事后看来,很可能由于当时美国政策有了变化,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因而促使共产党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而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这一行动正是这一改变的一个表现(不到两个月后,法国共产党也由于在某个类似的问题上有争执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装作按宪法办事了)。从此以后,比利时社会党人象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愿意同右翼党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该党的决策大权已从党内保守派转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战前,占优势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时虽已存在,但在制订政策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该党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一派的影响,该党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用完全合法的、宪法所容许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采取的那套煽动暴乱的危险做法,来谋求国王的复位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天主教党对调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当前者厌倦于按宪法行事时,后者却决定要按宪法行事了。对比利时来说,不幸的是,要把国王的事业从他那些最不体面的支持者手里拯救出来,已为时过晚。共产党人现在不再因担任官职而感到碍手碍脚,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同利奥波德派中的暴徒们吵架了;天主教党试图把这一争端搞得体面些,但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如愿。这一切,使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且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危险。
第三章荷兰
奇尔斯顿子爵[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955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第四节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一节引言
荷兰从战争和被占领的严峻考验中出现时,其情况要比法国或比利时都糟得多,它在物质上所受到的较大破坏,本来很可能使它在精神上成为滋生国内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更肥沃的土壤。它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整顿问题。它同六十倍于本土面积而又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属地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争论,而且情况很紧急。在寻求解决其战后问题的过程中,荷兰的传统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荷兰人民的民族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