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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第1页)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道,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唯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的领袖威廉&iddot;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iddot;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ldo;特别戒严状态&rdo;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ldo;评议理事会&rdo;保持密切联系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咨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采取了恢复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四十三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

第三节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ldo;清理队伍&rdo;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ldo;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rdo;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ldo;突击&rdo;和&ldo;警卫&rdo;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ldo;荷兰内地军&rdo;,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ldo;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rdo;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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