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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34;聚宝之门&34;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34;衡&34;,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34;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34;,&34;籀绎&34;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34;载道&34;,却也应该&34;达意&34;,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34;衡&34;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
《弁言》云,&34;杂志迩例弁以宣言&34;,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34;弁言&34;就是序,异于&34;杂志迩例&34;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34;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34;原来做一篇序&34;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34;,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34;突而弁兮&34;的&34;言&34;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34;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34;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34;凡理想学说之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34;查&34;英吉之利&34;的摩耳,并未做piaof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34;睹史之陀&34;,在今不云&34;宁古之塔&34;,奇句如此,真可谓&34;有病之呻&34;了。
《国学摭谭》中说,&34;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34;人而能&34;寥廓&34;,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绅先生也难言之呢?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34;绅先生难言之&34;者,乃指&34;百家言黄帝&34;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34;难言之&34;。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34;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34;姑不论其&34;能&34;&34;健&34;&34;谈&34;&34;称&34;,床上安床,&34;抉噬之状&34;,终于未记,而&34;变色&34;的事,但&34;资诙噱&34;,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34;资诙噱&34;,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34;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34;刚做新鬼,便&34;膏虎牙&34;,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见。
《渔丈人行》的起道:&34;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34;这&34;无完家&34;虽比&34;无完卵&34;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34;家&34;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34;之下&34;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34;挂脚韵&34;。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34;六麻&34;来,写道&34;无完蛇&34;&34;无完瓜&34;&34;无完叉&34;,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34;古&34;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34;衡&34;了一顿,仅仅&34;衡&34;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表的勇气。
(本篇最初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