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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34;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34;,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金瓶梅》卷诚然有&34;意中人&34;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34;改过的书&34;,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34;意中人&34;,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34;瞟&34;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34;授受不亲&34;,后来也就会&34;瞟&34;,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34;一个和尚悔出家&34;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34;悔出家&34;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34;风马牛&34;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34;绮语戒&34;,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34;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34;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34;一生而十九娶&34;,并没有&34;为世诟病&34;,并没有&34;五十岁以后忏悔&34;。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34;自&39;耳食&39;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34;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34;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34;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34;忏悔&34;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34;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34;&34;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34;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34;其意何居&34;。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