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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 考试晋升录宣公第五年（第2页）

秦两汉时期，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在战国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形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层级性的体系，既延续了“军功”“贤能”的核心标准，又逐步构建起覆盖中央到地方的考核网络。

秦朝一统天下后，将“军功爵制”推广至全国，同时针对文官系统创设了更细致的考核机制。朝廷对郡县官吏实行“上计”制度：每年年末，地方官需将辖区内的户口、田赋、刑狱等数据编制成册，派专人报送中央，由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审核。“上计”的优劣直接决定官员的升降——若户口增殖、赋税足额，官吏可获嘉奖晋升；若出现流民、盗匪或财政亏空，则可能被罢免甚至治罪。这种以数据为核心的考核，如同对地方治理能力的“年度考试”，倒逼官吏重视实绩。而中央官员则需接受皇帝不定期的“策问”，如秦始皇曾召集群臣讨论“废分封、设郡县”，李斯以犀利的辩词说服众人，由此巩固了其廷尉之职，实质是通过政见交锋考察行政能力。

汉代则在秦制基础上发展出“察举制”，将“推荐+考核”的模式制度化。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令”，要求郡国推荐“贤士大夫”，开启了汉代选才的先河；汉武帝时进一步明确察举科目，“孝廉”“秀才”（东汉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成为核心科目——“孝廉”侧重品德与基层治理能力，“秀才”侧重学识与战略眼光。被举荐者需通过中央的“策试”：皇帝或三公就经义、时政提出问题，应试者书面作答（称“策论”），优者授予官职。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系统阐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获汉武帝赏识，由博士晋升为江都相。这种“策试”已具备科举考试的雏形，只是举荐权仍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难免受门第、人脉影响。

此外，汉代对官员的“日常考核”也更为严格。《汉官仪》记载，官员若犯“受所监临赃二百五十钱以上”“擅离职守”等过失，会被即时弹劾；而政绩突出者，如“劝农桑、增户口”的地方官，可获“玺书勉励”甚至越级提拔。名将赵充国早年以“良家子”身份入伍，因在对匈奴作战中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逐步晋升至后将军，正是“军功+政绩”双重考核的典型。

不过，汉代选才也存在局限：察举权过度依赖地方长官，导致后期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乱象——部分豪门大族通过贿赂、联姻操控举荐，使平民子弟难以出头。这种弊端恰恰催生了对更公平选拔制度的需求，为后世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伏笔。

秦两汉时期的制度探索，将“实绩考核”与“分层选拔”相结合，既适应了大一统王朝对高效行政的需求，也推动“选贤任能”的理念深入人心。尽管存在阶层壁垒，但相比先秦的世袭制，已为平民提供了更多上升通道，而“上计”“策试”等形式，更成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梯。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员选拔制度在动荡与融合中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轨迹。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的背景下，既延续了汉代察举制的余绪，又因士族门阀的崛起催生出新的选拔模式，考核标准也随时代需求不断调整。

三国时期，曹魏率先打破汉代察举制的积弊，创设“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中正官”，负责品评其所管辖州郡的人才，依据家世、德行、才能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吏部按品级授官。这种制度初期意在规范选拔标准，如中正官需详细记录被品评者的“行状”（品行才能评语），相当于对人才的“综合考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的主观性。但到西晋后，中正官多由士族豪门担任，品评标准逐渐向“家世”倾斜，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所谓“考核”沦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

蜀汉与东吴则各有侧重。诸葛亮治蜀时，强调“为官择人，唯才是举”，即使是低微出身的官吏，只要政绩突出也能晋升，如王平早年为士卒，因熟悉兵法、屡立战功被提拔为镇北大将军；东吴则兼顾军功与士族，周瑜、鲁肃等世家子弟凭借谋略入仕，而吕蒙等寒门将领则通过战功跻身高层，考核标准更显实用主义色彩。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但针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仍在延续。西晋对地方官实行“考课法”，每年考核其劝农、缉盗、断狱等政绩，考核结果与俸禄挂钩；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不仅推行汉化政策，更强化对官吏的“三年一考”制度，考绩优异者晋升，劣者降职甚至流放，如李冲因主持制定俸禄制、三长制有功，从秘书令一路升至尚书仆射。

这一时期，“考试”的形式也有新探索。南朝梁武帝设立“五馆”，招收寒门子弟研习儒家经典，定期考试，成绩优异者可直接入仕，开“学馆考试取士”之先河；北魏的国子学则要求贵族子弟每年参加经义考试，不及格者需重修，这种“学业考核”虽未普及，却为后世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提供了思路。

不过，士族的腐朽最终让选拔制度陷入僵化。东晋时，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坐至公卿”，无需考核实绩，甚至出现“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纨绔子弟身居要职的荒诞景象。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反而加速了底层民众对公平选拔的期待，为隋唐科举制的应运而生积蓄了历史动能。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制度变迁，既是汉代察举制的延续，也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尽管门阀垄断导致考核失序，但其间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学馆考试”等探索，以及对政绩考核的持续重视，仍为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从“荐举”向“考试”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而在隋唐时代，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迎来了历史性突破，科举制的诞生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考试取士”制度走向成熟，彻底打破了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为底层士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

隋朝初年，为扭转九品中正制的积弊，隋文帝杨坚废除中正官品评制度，下诏“诏举贤良”，令各州荐举人才赴中央考试；隋炀帝进一步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这种制度将选拔权收归中央，以考试成绩而非门第定优劣，如同为天下学子打开了一扇公平之门——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精通经史、善作策论，便能通过考试跻身仕途。

唐代则将科举制发扬光大，形成了“常科”与“制科”并行的体系。常科每年举行，设有进士、明经、明法等科目，其中进士科以诗赋、策论为考试内容，难度最高却最受重视，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特科，用于选拔“非常之才”，考试内容更贴合时政需求，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便以对策论政为主。考生通过州县“解试”后，需赴京城参加尚书省主持的“省试”，考中者授予“及第”身份，再通过吏部“释褐试”（考察身、言、书、判）即可授官，形成“层层考试、择优录用”的完整链条。

除了入仕前的选拔，唐代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形成严密制度。中央设“考功司”，每年对各级官员进行“考课”，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侧重品德与操守；“二十七最”则针对不同职位设定具体标准，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考核结果分为九等，上等者晋升，中等者留任，下等者降职或罢黜。名将郭子仪早年通过武举入仕，因战功与治政能力突出，多次考课获“上考”，最终官至太尉，正是“考试取士+政绩晋升”的典范。

唐代科举制虽大幅提升了选拔公平性，但仍存在漏洞：权贵子弟可通过“荐举”“纳卷”等方式变相干预考试，如晚唐牛李党争中，两派便各自提拔门生故吏，导致科场舞弊屡禁不止。不过，这些问题并未掩盖科举制的进步意义——它让“学而优则仕”从理念变为现实，无数寒门士子如韩愈、柳宗元，凭借科举进入朝堂，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塑造了“以文治国”的政治传统。

隋唐时代的制度创新，将“考试”的核心地位从“荐举辅助”提升为“选拔主流”，不仅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基础，更对东亚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朝鲜等国曾效仿唐制设立科举，而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也借鉴了科举制“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理念，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制度发明之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官员选拔与考核制度随政权更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科举制虽未中断，却因战乱频仍、礼法崩坏而陷入松弛，实用主义的“军功晋升”与“权宜授官”成为主流，制度的延续性与规范性大打折扣。

这一时期，各割据政权多以军事立国，官员选拔首重军功与忠诚度。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时，麾下将领仅凭战功即可骤登高位，甚至出现“马夫因护驾有功而授刺史”的现象，所谓“考核”沦为战场胜负的直接映射。即便是沿用科举的政权，考试也多流于形式——后晋、后汉的科举取士规模锐减，且常因战事停摆，考生需冒着兵戈之险赶赴考场，而录取名单往往掺杂权贵私意，如后梁宰相敬翔便曾通过暗箱操作，将亲信子弟塞入及第名单，科场公平性荡然无存。

地方藩镇的“自辟僚属”之风则更盛。节度使拥兵自重，可自行任命幕府官员，选拔标准完全凭主官意志：或重用同乡故旧，或提拔善战部将，甚至有藩镇以“能饮酒、善博弈”作为取士依据，与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形成天壤之别。这些幕府官员的晋升，也全凭藩镇主官的信任度，政绩考核沦为一纸空文，如吴越国节度使钱镠曾将“纳贡丰厚”作为幕僚晋升的唯一标准，导致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

不过，乱世中仍有政权试图维系制度底线。南唐偏安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其得以恢复科举规模，后主李煜曾亲自命题考试，以诗赋取士，选拔出徐铉等一批文臣，其考试规程虽简化，却保留了“糊名”（密封试卷姓名）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舞弊。而西蜀的孟昶政权则重视吏治考核，规定地方官每半年需向中央报送“治绩簿”，记录赋税、刑狱等数据，考核优异者可获嘉奖，这种对“实绩”的有限回归，成为乱世中制度延续的微弱星火。

五代十国的制度乱象，本质上是战乱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当生存成为政权第一要务，“实用”必然压倒“规范”，“军功”与“权术”自然取代“考试”与“考课”。但这种无序也孕育着新的变革契机：正是对藩镇割据、任人唯亲的反思，为北宋重建中央集权下的科举与考核制度提供了历史镜鉴，使得“重文抑武”“完善科举”成为宋初治国的核心策略，推动考试与晋升制度在乱世的废墟上重新走向规范化。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考试与官员晋升制度呈现出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复杂面貌。中原王朝的科举制持续发展并走向鼎盛，而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借鉴汉制的基础上，融入本民族特色，形成了多元并存又相互影响的制度体系。

宋代是科举制的黄金时代，在继承唐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将“公平”原则推向极致。宋太祖赵匡胤为杜绝科场舞弊，首创“糊名”（密封试卷姓名）与“誊录”（由专人抄写试卷以防辨认笔迹）制度，使考官无法凭借姓名或字迹偏袒考生，这种“客观化”改革让寒门士子与权贵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考试层级也更为严密：考生需先通过州府“解试”，再赴京城参加礼部“省试”，最终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殿试合格者被分为“三甲”，授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身份，直接进入仕途。宋代科举录取规模远超唐代，且进士授官起点高、晋升快，如吕蒙正早年家境贫寒，凭借科举入仕，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寒门出贵子”的典范。

在官员考核方面，宋代延续唐代“考课”制度并细化标准，以“四善三最”为核心：“四善”仍为德义、清慎、公平、恪勤；“三最”则简化为“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别对应政务处理、农桑劝勉、民生安抚等职责。中央设“审官院”“考课院”专门负责官员考核，地方官每三年接受一次“磨勘”（政绩复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升迁挂钩。名臣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因断案公正、吏治清明，考课连年为“上”，得以快速晋升，其考核档案至今仍存于《宋史》中，成为宋代考核制度严格性的佐证。

与宋并立的辽、夏、金政权，则呈现“汉制与本族传统并存”的特征。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对汉族官员采用科举取士，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而契丹族官员则通过“世选”（贵族世袭）与“军功”晋升，形成“双轨制”；西夏立国后仿宋制设科举，既考经义，也考西夏文撰写的“蕃学”典籍，选拔既懂汉文化又熟悉本族事务的人才；金朝则进一步汉化，将科举分为“女真进士科”与“汉人进士科”，前者考女真文经史，后者考儒家经典，且首创“殿试黜落制”，即使省试合格者，也可能在殿试中被淘汰，强化了皇帝对选才的掌控。

元代统一后，初期曾一度废止科举，官员选拔多依赖“怯薛”（宫廷侍卫）与“吏员出职”（由基层吏员逐步晋升），导致吏治渐趋腐败。直至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并用朱熹注本作为标准答案，强化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元代科举的独特之处在于“分榜取士”：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各设一榜，录取名额相同，但考题难度与授官起点存在差异，体现了民族等级制度的烙印。不过，科举的恢复仍为汉族士子提供了有限的上升通道，如宋濂、王袆等明初名臣，便是通过元代科举或相关选拔机制进入仕途。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制度演变，既是科举制在中原地区成熟完善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制度借鉴实现“汉化”与“本土化”平衡的探索。宋代的“公平取士”理念、辽金的“双轨选拔”、元代的“分榜制度”，虽各有局限，却共同推动了考试与晋升制度的多样化发展，为明清时期制度的定型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宋代确立的糊名、誊录、殿试等制度，成为后世科举遵循的基本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

而在不久之后的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至巅峰并逐渐僵化，官员选拔与考核体系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更趋严密，同时也因时代局限暴露出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中国古代考试与晋升制度的终章。

明代对科举制进行了系统性规范，形成“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考试体系，层级分明且标准严苛。童试是科举的起点，考生需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核，合格者成为“秀才”，获得参加更高层级考试的资格；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具备做官资格；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城举行，录取者称“贡士”；最终由皇帝主持殿试，按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甲、三甲则需通过朝考后再授官。明代科举内容高度统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采用“八股文”格式，行文需遵循固定的破题、承题、起讲等步骤，这种标准化虽便于考官评阅，却严重束缚了士子的思想。

为确保公平，明代进一步完善防弊制度：除沿用糊名、誊录外，还实行“分卷制”，按地区分配录取名额，避免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垄断榜单；考官需接受严格的回避制度，不得担任原籍或亲属应试的考场官员。海瑞便是通过这套体系入仕，他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虽仕途起步较晚，却凭借刚正不阿的品性与政绩，从地方知县逐步晋升至南京右都御史，成为明代“科举取士+政绩晋升”的典型。

清代基本承袭明制，科举流程与考试内容大致相同，但在细节上有所调整。为笼络士人，清代扩大了录取规模，且允许旗人参加科举（初期单独设榜，后与汉人同考）；同时强化了对科场舞弊的惩处，顺治年间的“丁酉科场案”中，因江南乡试舞弊，主考官被处死，涉案士子流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科场整肃事件。不过，清代科举的僵化更为明显，八股文的格式限制愈发严苛，考生只需死记硬背范文即可应试，导致选拔出的官员多缺乏实际治理能力。

在官员考核方面，明清均以“考满”与“考察”为核心。“考满”是对官员任职满三年、六年、九年的阶段性考核，依据政绩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决定其升、留、降；“考察”则是对全国官员的定期普查，明代每六年一次“京察”（考核京官）与“大计”（考核地方官），清代改为三年一次，重点查处“贪、酷、疲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类官员，称为“八法”。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时，将考核与行政效率直接挂钩，规定官员需定期汇报任务完成情况，未达标的立即降职，一度扭转了明代中后期吏治松弛的局面。

然而，明清科举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八股取士固化了知识结构，导致官员普遍缺乏经世致用的能力；“科举必由学校”的规定，使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而“捐官”制度的盛行（即通过捐钱获得官职），更冲击了科举的公平性，形成“正途”（科举）与“异途”（捐官）并存的乱象。到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科举制已无法选拔出适应近代化需求的人才，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标志着延续一千三百年的考试取士制度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