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使你放心,她要结婚。”
“嫁谁?”
“谁无关重要,反正不是你,也不是我。”
谁有什么要紧?谁都一样,她万事俱备,独欠
一个丈夫,在某一范围内,她是人尽可夫的。
泽叔迟疑一下,“她可爱他?”
我忍不住笑,他还念念不忘。
“你尚爱她?”我说。
他不做声。
“让孩子跟她住半年,一人一半。”
“小孩子怎么样念书?”他责问我。
“她还小,起码有五年才进学校。”
“不。”
“你尚爱她,孩子也需要她,何不维持一种比
较文明的关系?”
他不甘心放手,一脸酸涩。也一大把岁数,什
么都要霸着拥有,一点都看不开,枉他做生意时一
派力拔山河气盖世。
“她会感激你。”
“哼。”
“放她一马。”
“口才好得很呀你。”
“还不是跟泽叔学习。”
这是真的,我继续逗留在公司里。
大弟越来越精神,我越来越萎靡,所有私人时间都没有了,迟起来不及吃早餐,托人买上来,咬一半,刚想用咖啡把它冲下胃,泽叔已经派人来叫,我很烦躁,不想听令。
自由散漫已成习惯,不能服从制度,觉得束缚、辛苦,真要等薪水开饭没法子,我的确自作自受。
艺术界的朋友疏远我,他们说,一听到秘书在电话中问:“哪一位找洪先生,”便大倒胃口。
我以前也是一样,有谁叫秘书搭线,说什么
“洪先生在吗,刘先生找你,”就会很不齿的答
“洪先生不在,叫刘先生快去睡觉”。
太没诚意了。对于做生意的人说,请几个秘书做琐事才有派头,作用与白金信用卡,司机驾驶之平治车一样。但对艺术家来说,除出专心创作,一切归于无聊。
连这种细节都不能适应,深觉痛苦,还怎么办大事,公司里的英才,在我眼中,都是俗物,而我这个自认为是潇洒不羁的人物,却被他们当怪物。
泽叔交下来好几个叫我学做的计划,都堆在那里,麦公过数日便来收去另找替工。
我不是那块料子,他们都说对了。
但大弟却做得兴致勃勃,穿上西装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现在他决定在暑假后在本市升学,边读书边做麦公的学徒。
我打呵欠。
只想回家收拾行李逃往欧洲度假,一年半载也不回来,谁会留住我呢?没有人,不过这一走,等于自动弃权,以后再不能有一事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