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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风波之外（第1页）

建兴十西年七月，成都未央宫的空气里，暑热与墨香交织。

刘擅放下手中由司隶校尉部呈递的竹纸奏报，这份汇总的核心，便是两个月来因竹纸大规模铺开，而掀起的朝野波澜。

竹简的笨重与麻纸的昂贵，在轻便廉价的竹纸面前，溃不成军。

朝廷政令、太学讲义、官员书信，竹纸的身影无处不在。

这便利的新物，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益州内部的波澜。

争议的核心，早己超越了纸张本身，成了益州本土两大势力——盘踞己久的豪族与渴望上升的寒门——角力的新战场。

这场持续月余的“嘴仗”，对阵双方泾渭分明：

一方，是以大鸿胪杜琼为首，身披九卿荣光的中二千石重臣（相当于外交部部长）。

他是益州本土学术的象征，更是盘根错节的益州豪族在朝堂的代言人。

他们忧心忡忡，担忧这轻薄的竹纸，会冲淡圣贤经典的厚重感，会令知识的获取变得过于轻易，冲击他们赖以维系地位的文化垄断。

另一方，则是由典学从事（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谯周领衔，这位六百石的新锐意见领袖，身后是益州寒门士子热切的目光。

竹纸，于他们而言，是打破知识壁垒的钥匙，是书写抱负、参与时政的廉价载体，更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单看表面阵容，杜琼一方位高权重，根深叶茂，似乎占据压倒性优势。

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过月余光景，反对竹纸的声音便如烈日下的薄雪，迅速消融，几近销声匿迹。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有三：

其一，双方真实实力极不对等。

谯周及其身后的寒门士子，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浪花。

真正托起竹纸新政的巨力，潜藏于水面之下——以蒋琬、费祎、董允等人为代表的荆州派系，以及吴懿，宗预等为首的东州派系。

这些构成蜀汉朝堂中坚与主导的力量，对益州本土派系内部的嘴仗，根本不屑一顾。

他们无需摇旗呐喊，只需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陛下的诏令便是圭臬，竹纸的推行势在必行。

这种来自最高权力核心与军政实权派系的无言支持，其分量足以碾碎任何表面上的反对声浪。

杜琼们所倚仗的“实力”，在真正的权力格局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其二，便宜。

二十一世纪，无论多少人骂并夕夕的砍一刀是传销骗局，骂里面的商品全是山寨货，质量差，都无法阻止并夕夕扩大市场份额，利润年年攀升，因为并夕夕里面的东西，是真的便宜又好用。

同样的道理，放在公元三世纪也一样。

杜琼等人引经据典，大谈竹纸“轻薄不堪承载圣训”、“恐致学风浮躁”，试图从道德与文化的高度否定它。

然而，无论他们编织的理由如何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竹简沉重不便，麻纸昂贵稀少。

竹纸以其难以比拟的轻便、廉价与书写流畅，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士人们的难题。

当寒门士子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纸张抄录经义，当朝廷政令能更快捷地传遍西方，当太学馆舍里沙沙的书写声因纸张充足而更加密集时，杜琼们所忧心的那些“缺点”，在普罗大众与实用主义者眼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其三，杜琼一方的投鼠忌器。

倘若这竹纸是由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匠人，甚至是由某个野心勃勃的士族所出，杜琼及其背后的益州豪族，有无数种手段将其影响力扼杀在摇篮之中，或将其成果据为己有。

但现实无情，为竹纸新政站台背书、亲自推动其大规模应用的，是当今天子！

这重身份，本身就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权。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位天子在半年之前，亲赴被视为天谴绝地的汉中疫区，以雷霆手段消弭了那场令天下震怖的瘟疫！

此等功业，翻遍两汉史册，几无先例可循。

在无数臣民心中，尤其是那些深信谶纬之学的百姓与底层官吏心中，刘擅己不仅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他更像是传说中的赤帝子，在人间显圣，以神迹救民于水火！

面对这样一位威望如日中天的君主，杜琼等人的反对，先天就带着巨大的怯懦与无力。

他们甚至不敢对皇帝将竹纸定为官方用纸的决策本身提出任何非议，只敢在私下或奏疏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嘟囔几句“用此轻贱之物抄录圣贤教训，恐有不敬”、“恐失典籍庄重”之类不痛不痒的话。

己方气势如此萎靡，诉求如此避重就轻，又如何能组织起有效的舆论攻势？

这场由竹纸引发的风波，看似激烈，实则根基虚浮，迅速尘埃落定，几乎消失于无形，可谓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