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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 技艺技术学文公十五年（第5页）

世界其他文明的文学艺术，也同样留下了技术的印记。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努曼搭建“石桥”跨越海洋，其想象的背后是古代印度桥梁建筑技术的折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飞毯”“魔灯”的奇幻描述，既包含着对纺织技术、金属工艺的自豪，也寄托着对技术超越时空限制的向往。非洲雕刻艺术中，木雕面具的“镂空”“浮雕”技法，既需对木材纹理的深刻理解，又承载着部落的宗教信仰，技术与艺术在这里浑然一体。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技术意象，从来不是冰冷的工具罗列，而是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与人性温度。工匠的“精益求精”在诗句中化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咏叹；机器的轰鸣在小说中成为社会变革的“背景音乐”；建筑的宏伟在绘画中升华为对神性或人性的赞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正如青铜鼎上的纹饰——技术是“器”，艺术是“纹”，“器”承载着功能，“纹”诉说着意义，二者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文明的“表里”。

当我们在文学艺术中重读这些技术细节，实则是在触摸文明的脉搏：从《天工开物》的“巧夺天工”到《浮士德》的“人造人”，从戏曲舞台的“机关布景”到印象派的“光影捕捉”，技术始终是艺术创作的“隐形缪斯”，而艺术则赋予技术以人文灵魂。这种“技与艺”的共生，让人类的创造力既能凿穿岩石、冶炼金属，也能编织诗歌、绘制星空，最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工具与精神”双重进化的壮丽篇章。

话说，王嘉这小子，在这几天，其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也由原先那方面领域，向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技艺技术学领域密切相关的着作典籍，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方面进行转变。

而他呢，也是在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在完成书库对应区域的部分竹简卷帛书籍的整理工作后的短暂休息中，开始暗暗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来。

王嘉指尖捻着半片未整理完的竹简，目光落在书库角落那堆标着“考工”字样的卷帛上。前几日整理《春秋》注疏时，他总觉得那些记述征伐会盟的文字里，藏着些没说透的东西——城濮之战里晋军“退避三舍”的从容，难道只凭谋略？若是战车的轮轴不够顺滑，甲胄的甲片不够坚韧，恐怕再精妙的战术也难施展。

“王嘉，发什么呆呢？”三师姐捧着一摞编好的简册走过，见他对着空竹筐出神，笑了，“前日先生讲《周礼·冬官》，你不是还说‘百工之事，匠气罢了’？怎么今日倒对着这些‘匠气’入了迷？”

他脸一红，忙起身：“师姐说笑了。只是方才整理《墨子·备城门》，见里面写‘为穴者五十人，操其械’，那些‘穴攻’的工具——什么‘轒辒车’‘藉车’，竟要算准城墙厚度、土壤硬度，还要懂杠杆、滑车的用法，倒比读兵书还费脑子。”

二师兄正用细麻绳捆扎竹简，闻言接口：“这便对了。去年咱们去临淄故城遗址，你还记得那口井栏上的榫卯吗？七根方木咬合，不用一钉一胶，历经百年还纹丝不动。那便是《考工记》说的‘审曲面势，以饬五材’——哪样不是学问？”

王嘉想起那井栏的纹路，指尖仿佛还能摸到木头拼接的严丝合缝。他忽然想起先生昨日讲的“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命人“缮甲兵，具卒乘”，那时的甲兵，该是匠人一锤一凿锻打的吧？那战车的轮子，要多少道工序才能“行无辙迹”？

“我先前总以为，经史子集里的‘道’，才是根本。”他挠挠头，望着书库里那些记载着“轮人”“匠人”“弓人”的竹简，忽然明白，“原来这‘技’里，也藏着‘道’呢。就像师姐绣的帛书套，针脚密得像鱼鳞，既得懂丝线的韧度，又得会算纹样的尺寸，这不也是‘道器相融’？”

三师姐被他逗笑，将一卷《韩非子》递给他：“你且看看这篇《外储说左上》，讲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先生说，这便是‘巧’与‘用’的道理——技术再精，若不合实用，终究是小术。”

王嘉展开竹简，墨字在昏黄的油灯下透着光。他忽然想，那些在春秋战场上手握锤凿的工匠，那些在战国作坊里调试弓弩的匠人，他们或许没留下名字，却把智慧刻进了青铜的纹路里，织进了丝绸的经纬中，藏进了城池的砖瓦间。而这些竹简上的文字，正是要把那些藏在“器”里的“道”，一点点抠出来，传下去。

“明日，我想先整理那些讲‘冶铁’‘造车’的竹简。”他抬头时，眼里亮闪闪的，“说不定能从里面，读出些比战争更长久的东西。”

窗外的月光斜斜照进来，落在那堆待整理的卷帛上，像给那些沉默的技艺，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辉。

几日后的清晨，书库的木门刚被守库的老仆推开，王嘉便抱着前日备好的空白竹简与削尖的木笔，抢先钻进了那片堆满“百工”典籍的区域。他记得先生说过，求知如穿井，需在一处深耕方能见水，便照着往日的法子，先将散落的竹简按“冶铸”“攻木”“织纴”分门别类，凡见着《考工记》中“轮人”“匠人”等篇目的残卷，或是《墨子》里提及守城器械的段落，便用朱砂在简尾轻轻画个小圈——那是他独有的记号，像在沙滩上捡拾贝壳，每一个圈都藏着待解的好奇。

整理到第三日，他面前的矮案上已堆起一小摞做了记号的竹简。趁师哥师姐忙着核对《礼记》的注本，他铺开最厚的一卷帛书，就着从窗棂漏下的晨光细读。读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时，他忽然停住——铜锡配比不同，竟能造出钟鼎与戈戟两种性子迥异的器物？那“分”是如何计量的？难道匠人手里有比“尺”更精细的量具？他摸出木笔，在空白竹简上刻下“金六齐配比之度”，字迹因用力而微微发颤。

这般边整理边研读，大半疑惑倒也顺理成章地解开了：比如《韩非子》里“郑人买履”嘲笑的“度足而买”，原来暗合着当时木工“以矩测方”的规矩；《墨子·备高临》中“连弩车”的“机括”，竟是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巧妙设计。可越是往深里钻，新的疑窦就越是冒出来：看到“轮人制轮，必矩以视其匡”，他对着库房角落那辆破损的独轮车琢磨半晌，仍想不通“矩”如何能测出轮子是否端正；读到“染人掌染丝帛”，那“玄纁”二色的染法，究竟是用了哪种草木，竟能经水洗而不褪色？

这日午后，师哥正用“水浮法”校正竹简的平直度——将简条浸入水盆，观察其是否弯曲，这是书库传承的古法。王嘉见了，忽然想起那“轮人测轮”的难题，忙捧起竹简上前：“师哥，您看这轮的‘匡正’，是否也如这竹简一般，需借水的浮力来测？”

师哥抬眼，接过竹简一看便笑了：“你这小子，总算问到点子上了。匠人制轮时，会将轮子平放在水面，若轮缘各处吃水均匀，便是正的；若一边沉一边浮，便是偏了。这法子，与咱们校竹简是一个理——水最公，不欺巧匠，也不瞒书生。”说着，他从工具篮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青铜矩尺，“你再看这矩，直角处嵌着小铅锤，测轮辐时悬起来，便能知是否垂直。”王嘉凑近一看，那矩尺边缘竟刻着细密的刻度，比他想象的精巧十倍，当即在小竹简上补刻“水浮测轮，矩含铅锤”，笔尖都快戳穿竹片。

可那“染人”的奥秘，师哥也说不全。直到傍晚去向左丘明请教，先生才引他到书库后的小圃里，指着一丛开着紫蓝色花的植物说：“这是靛蓝，叶可染青；那边的茜草，根能染赤。要得‘玄’色，需以靛蓝反复浸染，再用皂角水固色；要得‘纁’色，需以茜草合明矾媒染。”说着，先生从案上取过一块褪色的帛片，“你看这残片边缘，色深者为‘玄’，浅者为‘纁’，非独草木之功，更在染时的火候与次数——这便是‘道在器中’啊。”

王嘉听得入迷，连先生何时递过一盏灯都未察觉。接下来的几日，他跟着师师姐去城外的陶窑遗址考察，看匠人如何用“火照”（窑中插入的试片）判断窑温；又随先生拜访了临淄城里的老铁匠，亲眼见他将铁块烧至“亮白”时入水淬火，那“滋啦”一声白雾中，铁刃瞬间变得锋利如霜。

待所有疑惑都解开时，他那本小竹简已记得满满当当：从“失蜡法铸鼎”的步骤，到“纺织机综片”的穿法，甚至连“弓人制弓，六材必具”的六种材料（干、角、筋、胶、丝、漆）都一一列明。末了，他特意在空白处画了个小小的现代卷尺图案——那是他偷偷刻的，想着回到现代后，定要查查这战国的“分”与现代的“厘米”如何换算，看看古人的“矩”与今天的“直角尺”，究竟藏着多少不谋而合的智慧。

月光透过书库的窗，照在那本记满了的小竹简上，字字句句都像是浸了蜜的，甜津津的——那是求知的味道，从古到今，从未变过。

最终，他的疑惑得以全部解决。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文公第十五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文公第十五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文公第十五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文公执政第十五个年头的时候，和鲁文公执政前几年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且值得人为之深切思考的事情。

鲁文公十五年的春天，东风刚刚吹散曲阜城外护城河的薄冰，季孙行父便已备好车马。作为鲁国的执政大夫，他此行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晋国作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在扈地会盟时对鲁国略有微词，此番前往，既要重申两国的传统盟约，也要探探晋侯对郑、卫两国动向的态度。临行前，他站在朝堂阶下，望着宫墙内抽出新芽的柏树，低声嘱咐副手：“若晋人问及公孙敖之事，便说我国已按礼仪处置，勿让旧事影响盟好。”车驾驶出国门时，路边的农夫正忙着翻耕冻土，谁也不知道这场远行将牵动多少诸侯国的神经。

三月的曲阜，柳枝刚染上浅绿，宋国的司马华孙便带着一队使者抵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去年宋文公新即位，急需鲁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国认可，而鲁国也需借助宋国牵制南边的楚国。结盟仪式在太庙举行，当两国大夫交换写有盟约的竹简，以杀牲取血的古老礼仪起誓时，华孙特意多看了一眼鲁国太庙的梁柱——那雕花的斗拱与宋国的略有不同，却同样透着诸侯宗庙的庄严。宴会上，鲁文公问及宋国的农桑，华孙笑道：“托贵国之福，去年借的麦种长势正好，秋收后定当双倍奉还。”一句闲话，却藏着两国互通有无的默契。

初夏的阳光晒得曲阜的石板路发烫，曹文公的车驾缓缓驶入东门。这位小国君主的朝见，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讨好——曹国夹在晋、楚之间，唯有依附鲁国这样的“礼仪之邦”，才能在大国博弈中求得安稳。鲁文公在朝堂上设宴款待，席间展示了鲁国新铸的编钟，那清越的音色让曹文公连连赞叹。宴后，他偷偷向鲁国太宰打听：“听闻贵国的工匠能铸出‘薄如蝉翼’的青铜盘，不知能否……”话未说完便被打断，太宰笑着摆手：“技艺虽有，却需依礼而制，不敢私相授受啊。”曹文公虽未如愿，却也松了口气——鲁国愿意这般“以礼相待”，便意味着不会坐视曹国被大国欺凌。

就在曹文公离鲁后不久，一队齐国的车马在曲阜城外停下，车上载着的，是公孙敖的灵柩。这位曾因私通莒国女子而流亡齐国的鲁国大夫，终究没能活着回到故土。灵柩入城时，没有哀乐，没有百姓迎送，只有几个老家人低着头跟在后面。鲁文公下令按士人之礼安葬，不设碑铭——对于这位玷污了宗族声誉的大夫，鲁国既不能完全弃之不顾，又不能给予体面，这份微妙的处置，藏着多少无奈与纠结。王嘉在书库整理简册时，恰好瞥见送葬的队伍从墙外走过，听师哥说：“公孙敖当年逃亡时，连随身的佩剑都忘了带走，那剑还是他父亲传下的‘鱼肠’样式，可惜了那锻造的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