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爷,那你们家原来的地呢?自己不耕种了吗?”张梅掏出笔和小本,连忙追问道。
“不耕种了,全部都流转给企业和大户了!你听我给你算一笔账啊,咱们这里大春种水稻、玉米,小春种小麦、油菜,就拿大春来讲,种一亩水稻,田间管理做的好,就按1200斤稻谷计算,管理的不好,可能连1000斤都不到。
咱们就按1200斤计算,去年的谷子价格是一块三毛钱一斤,1200斤也就1560元钱。
那咱们再来算算成本,首先是土地成本,好田好地四五百块一亩,比较差的田地也种不出1200斤来,种子费用要80块,肥料成本要200块,农药成本150块,灌溉用水38元一亩,干旱季节还要额外买水,买了水不说,还要派人沿着沟渠守水、护水,免得被别的社给截流了。
等水稻成熟之后,还要请收割机收割,120元一亩,如果收割机去不到的地块,请人工收割更贵!这些成本加起来都快1100元了,更不用说我们自己的人工投入!你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季,一亩地就挣个四五百块钱,谁还种地啊?
再说了,育种要不要人?插秧要不要人?打药要不要人?施肥要不要人?守水护水要不要人?收割之后的晾晒要不要人?把粮食拉到乡上去卖要不要车辆和人?
这些环节都不请别人,全部靠自己去做得话,咱不说多了,至少要花十几天满工吧?我就是不去外地打工,蹲在老家这片地里拔草,都能挣1500块!你说谁还亲自种地?
更何况我土地流转出去,还有几百块钱一亩的流转费。听说以后企业赚钱了,年底还会一次性给我们分红!哪怕就是不给我们分红,我们现在得到的,也比亲自种地多得多!
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再也不用操心下不下雨、干不干旱、发不发洪水,也不用天天守在田地边,害怕粮食被牛吃了,花生被野鸡刨了!
我现在啊,青梅基地有活干,我就去干活,挣点钱。农闲的时候不忙,我就去赶场,去街上喝茶、摆龙门阵,还有钱给孙子买新书包,心情舒畅得很嘞!”
听完王大爷的话,张梅也笑了:“王大爷,那这么说,你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咯!”
“不能说很满意,要看和谁比,你要是和那些大老板、大富豪比,那肯定比不了,但要是和前几年的生活相比,就会满意一些的。只要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日子啊,就有盼头了!”
听见王大爷的话,张梅心中猛然间被触动了,手上的笔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录着,待她回去之后,夜深人静思考和完善之后,便形成了她此行的一篇记者手札——
“王大爷算稻谷账时,每一个数字都像从指缝漏下的谷粒,清晰得让人心头发沉。1200斤稻谷卖1560元,扣除土地、种子、肥料、农药、收割这些硬成本,剩下的四五百元,要填满十几天弯腰弓背的劳作。
他说‘守水护水’时,我仿佛看见夏夜稻田边,他拿着手电筒在沟边巡逻的样子,水渠里的流水声和远处的蛙鸣交织成他的守夜曲。
可现在不一样了。谈论收入时,皱纹里盛的是笑意,而非往年秋收后盘算来年种子化肥农药钱的愁绪。80元一天的工钱,在他口中不是数字,而是‘赶场时能给孙子买个新书包’的具体幸福。
最触动我的,是他说‘再也不用看天吃饭’时的轻松。农耕文明里,农民与天的博弈持续了数千年,而此刻,五万亩青梅基地里的有机种植模式,像一双看不见的手,把他们从这种博弈里轻轻托了出来。手拔草确实慢,但慢里有安稳——不用在病虫害爆发时连夜打药,不用在旱灾时跪在渠边求水,不用在收割季担忧暴雨毁了一季收成。
临走时,王大爷把拔下来的青草捆成小束,说要带回家喂兔子。阳光下,他黢黑的脸庞被青梅树的影子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纹路,像一幅刻在时光里的画。画里没有‘乡村振兴’的宏大词汇,只有一个老农在四年树龄的青梅树下,对‘一年比一年好’的朴素期盼。
这或许就是最动人的变迁:当土地不再是束缚,当劳作不再是煎熬,当‘有盼头’三个字能从皱纹里自然流淌,乡村的新生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