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党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席位数几乎相等,共产党以微弱优势成了数量上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尽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绝恢复第三共和国体制,却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奥里奥尔方案,赞成给制宪会议套上某种变相的&ldo;紧身衣&rdo;,反对授予它以无限权力。因此,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法国人民就在同一天里,一面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戴高乐的信任,一面又通过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使共产党成为法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不论是戴高乐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是因为,他们不仅在领导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独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给予法国政治以新的推动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
戴高乐的个人胜利有多大,这在筹组政府时很快就显示出来了。首先,他向新选出的制宪会议正式提出辞呈,并立即经全场一致通过再度当选为临时总统。接着,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由于他们赢得议席较多,因而有权优先选择重要内阁职位的要求,他断然予以拒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共产党人表示不再愿意效忠戴高乐了,要求由他们的领袖莫里斯&iddot;多列士出任总统。戴高乐于是又一次提请辞职,但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民共和党则表示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由戴高乐领导的内阁。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参与争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识到了争吵所包含的危险而冷静了下来,迅即达成了一项把内阁职位&ldo;公平分配&rdo;给三个政党的妥协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居然勉强同意了戴高乐玩的这样一个花招:把国防部分为&ldo;军事装备&rdo;和&ldo;武装部队&rdo;两个部门,只以&ldo;军事装备&rdo;部门让给共产党,而戴高乐则除了掌握总统-总理的职能外还保有国防部长的头衔。
然而,尽管戴高乐赢得了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胜利,一个新的局面却已经开始了,在这新局面下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放弃他那奥林匹斯山般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党派政治的角逐场中来,要么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时期内,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财政和军事政策问题上同制宪会议日益滋长的争吵,他对制宪会议所提新宪法草案建议的激进倾向所公开表示的不满,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导致了他的&ldo;坚决&rdo;辞职和&ldo;战略性&rdo;的退出政治。社会党人费利克斯&iddot;古安继他任临时总统;再次成立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但戴高乐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内阁。
戴高乐原先一直希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能携起手来,从而在法国政界中出现一个中间派的温和力量。由于大选的结果,社会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党联合,他们就将拥有一个压倒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但如果同共产党联合,则掌握的多数将会更大。共产党人当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种联合而促成后一种联合。所有这一些勾心斗角、各自谋求有利地位的活动都发生在酝酿新宪法的那段时期内,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宪法蒙受其害。虽然宪法不是由制宪会议全体而是由四十二人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的,但委员会的席位是按照各党的实力分配的,即共产党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十二席、社会党十一席和其他党派七席。因此在这里,社会党人还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其地位并没有象乍看起来那么值得眼红。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同意:立法机构应该是一院制;总理应该由立法议会选出;共和国总统应该被剥夺一切实权。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同人民共和党人合力击败了共产党人想使将来的立法议会拥有无上权力的那种企图。引起与共产党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想要在宪法中写入一条&ldo;政党条文&rdo;,连同一些其他的办法,旨在给法国的政党加上某种程度的约束,特别是,防止那些反民主的党派利用民主自由来破坏这个新的共和国。
同时,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他们重新认清他们同共产党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并通过一种精明巧妙的宣传运动使社会党人很敏感,惟恐被人说成是&ldo;反动派&rdo;。而与此同时,人民共和党却在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上变得更苛求,更加不肯容忍后者在某些场合下所采取的支持共产党的行动了。所以到最后,社会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要求,同它一起订出了一个共同的制宪方针(1946年1月16日),而戴高乐想要组成一个团结一致足以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中间派集团的希望也就再一次落空了。而且,如果在左右两派间真的出现公开破裂和僵局的话,则法国面临的前景,不是一部完全左派的宪法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宪法。
要是国家果真这样分裂的话,吃亏最大的当是社会党,因为,除非它能够把裂缝弥合起来,它势必会由于加入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而降低它的地位。这一点,樊尚&iddot;奥里奥尔很清楚,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地力求达成妥协。共产党人也并不是真的希望宪法搞不成;至少,他们希望自己所主张的那种草案能为全国所接受,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用&ldo;合法&rdo;手段来夺取政权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垫脚石。而另一方面,人民共和党却很有可能在领导一场反对某种不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斗争中捞到明显的好处,因此它是不怕逼人家摊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