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部就班地往来于火药局、兵部衙门和裕王府之间。
火药局的改制已步入正轨,高效的生产流程和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已然建立,工匠们士气高昂。
陈恪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更大规模扩产的可行性研究,同时秘密筹备着新式火器的研,和火器制造并入火药局的一体式计划。
兵部的事务则繁杂依旧。
各地卫所糜烂的奏报、军饷拖欠的告急文书、将领升迁调动的争议,如同雪片般堆满案头。
陈恪以其特有的高效和务实作风处理着,该驳回的驳回,该协调的协调,该压下的压下。
而北面鞑靼及蒙古各部蠢蠢欲动的消息,几乎年年都有,今年似乎也并无特别。
对于这些消息,兵部上下,乃至内阁,并未给予过多重视。
毕竟,在明朝与蒙古长达两百年的对峙中,这种“蠢蠢欲动”几乎是每年的必备节目。
但是陈恪尤其重视来自北疆的军报。
因为陈恪非常了解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游牧经济极其脆弱,一场“白灾”——指特大雪灾,就足以让大批牲畜死亡,使整个部落陷入生存危机。
为了生存,南下劫掠富庶的农耕地区,便成为其最直接的选择。
此外,原本的历史上明朝断绝“马市”边境贸易,断绝了蒙古贵族获取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稳定渠道,也加剧了其通过武力掠夺的冲动。
这种基于生存压力的周期性寇边,如同草原上的季风,年复一年,似乎成了大明北疆无法摆脱的宿命。
如果细挖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是蒙古部落内部权力更迭时,新上台的领往往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威望,巩固统治。
俺答汗作为此时蒙古最具实力的领,其野心和行动力都不容小觑。
历史上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俺答汗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耻辱,在这个时空虽因他的预警和常远山的协助得以避免重演,但蒙古的威胁从未真正解除。
俺答汗雄踞河套,实力雄厚,其野心绝非小打小闹的劫掠所能满足。
这些看似“常态”的异动,在他眼中,更像是风暴来临前的涟漪。
因此,陈恪要求北线边镇和兵部职方司提高警惕,加强侦测,不可因循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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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王朱载坖经历了景王薨逝的风波后,地位愈稳固,心态也平和了许多。
陈恪在裕王府的讲读,则注重引导裕王关注实务。
他结合东南抗倭、北边防务、乃至最近的江西倭患与俞大猷事件,深入浅出地剖析国策得失、吏治弊端、用人之道,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这位未来储君的政治视野和施政理念。
裕王也常就一些敏感政事私下征询其意见,因景王已逝,陈恪的顾忌也少了许多,经常是知无不言的态度。
至于嘉靖帝最看重的青词撰写,陈恪如今已能从容“甩锅”。
新科状元、他的狂热“门生”陈谨,在青词一道上展现了惊人的天赋和热情。
陈恪只需在闲暇时,将自己结合后世知识“包装”好的“天道感悟”、“祥瑞征兆”等核心思路稍加点拨,陈谨便能引经据典,铺陈辞藻,炮制出辞藻华丽、玄之又玄、深得嘉靖帝欢心的“上佳”青词。
这大大解放了陈恪的精力,让他能将更多心神投入到真正关乎国运的实务之中。
日子,就在这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机锋的节奏中一天天滑过。
京城的舆论场关于“谁救了俞大猷”的争论渐渐淡去,被新的谈资取代。
严嵩在府中“静养”,徐阶主持内阁日常,赵贞吉忙于赈灾后续和户部钱粮调度,高拱在兵部与陈恪配合日渐默契,张居正则如潜龙在渊,默默观察,积蓄力量。
直到一份标注着“十万火急”、来自宣大总督的八百里加急塘报,如同惊雷般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重重砸在了兵部尚书高拱和右侍郎陈恪的案头——俺答汗亲率数万铁骑,突破边墙,兵锋直指宣府大同!
其来势之汹,规模之大,远往年例行袭扰。
北疆,狼烟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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