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掌管官员选拔任免,户部管理户籍财政,礼部负责礼仪教化与外交,兵部统筹军政军令,刑部执掌司法刑狱,工部专司工程建设与技术研发。
六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成为帝国行政的中坚力量。
对于如此辽阔的疆域,单一的治理模式已不再适用。
因此,众人创造性地施行了“行省—都护府—殖民地”三级治理体系。
核心区域及汉化程度较高的新征服地区,设立行省,完全推行汉家法度,与内地无异,如扶南地区设立的“东南行省”,其治理模式已与关中、冀州等境内地区相差无几。
对于边疆地区,或民族成分复杂、汉化尚浅的区域,则设立“都护府”,都护由朝廷重臣或名将担任,拥有较大的军政自主权。
这些地方以“因俗而治”为原则,逐步推行汉化,维护地方稳定,如“安北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天竺都护府”等。
而对于那些刚刚纳入版图、反抗势力仍存、环境恶劣的遥远之地,则暂时划为“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由朝廷派遣总督或军队进行直接管辖,以军事控制和资源开发为首要任务,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升级为都护府或行省,如“安息”、“印度”及南洋部分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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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制度变革以外,经济方面也发生了转变。
如今的大汉商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仅仅为了赚取钱财和转移矛盾而设立的机构,它凭借着帝国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后盾,以及遍布海外的诸多分支机构,已然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垄断巨头。
垄断了丝绸、瓷器、琉璃、纸张等高端商品的海外贸易,控制了香料、宝石、金银、木材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朝廷。
帝国的货币体系也日趋成熟。
王潜力推的“金本位”与“银本位”并行制度,辅以官方严格背书的“宝钞”,形成了稳定而灵活的金融体系。
“宝钞”以其便捷性,在国内主要城市和商业活动中广泛流通,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换。
大汉商行下设的“钱监”,负责货币的印制、防伪与回收,通过严格的准备金制度,以黄金、白银、粮食、丝绸等硬通货为储备,维护着“宝钞”的信用,有效防范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手工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以新型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织技术早已普及,催生了大型的官营和私营纺织工场;
琉璃的烧制技术不断突破,不仅能生产透明器皿,更能制造出色彩斑斓的艺术品和实用建材;
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使得农具、兵器、机械的质量和产量都大幅提升;
造船业更是突飞猛进,能够建造承载数百人、远涉重洋的巨型福船。
在这些大型工坊中,传统的师徒制逐渐被规模化的雇佣劳动所取代,“工人”这一群体日益壮大,他们领取工钱,按规程操作机器,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大汉的土壤中悄然生长。
而遍布全国的驰道网络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则如同帝国的血脉,将各地的物资、人员、信息快速输送,确保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高效运转。
江南的粮食、丝绸,蜀地的锦缎、井盐,西域的玉石、良马,南洋的香料、象牙,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中原,再从这里分发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除以上之外,科学技术也在一步步快速前进着。
大汉学院及其遍布各州郡的分院,如同一个个巨大的人才孵化器,持续不断地为帝国输送着各类实用人才。
从天文历法到农田水利,从机械制造到医学药理,学院培养的学子们活跃在帝国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工部的地位在帝国中日益崇高,成为汇聚顶尖工匠和科学家的核心机构。
在工部的主持下,一系列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火器方面,在原始火药的基础上,工匠们经过不断地改进配方和形制,一种基于燧石发火原理的“自生火铳”已经在学院的实验室中被研制出来,虽然还很简陋,但预示着武器发展的新方向。
机械制造领域,杠杆、滑轮、齿轮等原理被广泛应用于水利灌溉、建筑施工和矿山开采。
农业技术的推广让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新的作物品种不断被驯化推广,确保了帝国庞大人口的粮食供应。
天文历法的研究服务于农业生产和远洋航行,更精确的历法和星图被绘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