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慢慢流逝,天气慢慢转凉。江风带着寒意吹过黄鹤楼,吹过清理干净的码头,吹走了武昌府里的瘟疫。肆虐了数月带走无数生命的瘟疫,终于在冬天,偃旗息鼓。曾经冷清的街道渐渐有了生气,行人裹着棉衣,穿梭于城市为生活而忙碌。
府衙签押房内,炭盆烧得正旺,驱散着冬日里的寒意。秦思齐坐在角落一张属于自己的小书案后,面前堆满了账册、公文和算盘。他不再是初入府衙时那个怀揣济世理想、眼神明亮的献策少年。
此刻的他,神情专注手指在算盘珠上飞快地拨动,发出清脆而规律的噼啪声。
瘟疫的阴霾散去,府衙的事务重心转向了灾后重建与恢复秩序。码头己经疏通,来自湖广腹地、江西乃至成都和更远地方的粮船,终于能够再次停泊在武昌码头。一袋袋粮食被扛上岸,堆满了官仓和商栈。
药材、布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也陆续运抵。这些物资,如同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武昌城这具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躯体。
秦思齐负责的,正是这庞大物资流转的核心环节,钱粮账目的核算与上报。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对着如山般的入库单、出库单、工赈名册、药局领条,进行着加减乘除。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每一石粮食的流向,每一两银子的花销,都在他手中的算盘和笔尖下变得清晰无误。
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识了太多。他看到负责采买的吏员如何巧妙地虚报价格、以次充好;看到管理工赈的班头如何在民夫的口粮里克扣斤两,中饱私囊;看到一些地方士绅如何借着捐输的名义,行请托之实,试图在后续的商贸恢复中捞取更大好处。
这些猫腻,如同阴暗角落里滋生的苔藓,在看似光明正大的账目缝隙中顽强地存在着。
曾经,他会愤怒,会不忿,会想着如何向李通判揭露。但经历了码头泥泞中的鞭笞、李通判那番各安天命论调,以及母亲那双充满担忧的眼睛后,他选择了沉默。
他不再是那个傻不拉几想改变这个古老国度的愣头青。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一个算账的幕僚,一个记录者,而非裁决者。
他学会了将看到的不平、不公、不义,如同记账一样,清晰地记在心里,却绝不在脸上和言语中表露分毫。他谨守本分,只负责将最终的、经过他复核的账目数字,工工整整地誊录在公文上,呈递给李通判。
在完成繁重的账目工作之余,秦思齐找到了新的学习途径。他利用整理归档旧公文、誊写新发政令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官府发布的各类时策政令。这些公文,大多出自府衙经验老道的刑名、钱谷师爷之手,或是省里、京城下发的邸报、宪牌。
他惊叹于这些文字的精炼与力量。一份关于“招抚流民,复垦荒田”的告示,寥寥数百字,便将朝廷的恩恤(蠲免赋税)、地方的职责(划拨荒地、贷给种子耕牛)、流民的义务(限期归籍、安心耕种)以及违令的后果(严惩不贷)阐述得明明白白,恩威并施,逻辑严密,让人挑不出错处,也生不出太多抗拒之心。
又比如一份关于“整顿牙行,平抑粮价”的宪牌,引经据典(常平仓法),分析利弊(奸商囤积居奇,民食维艰),提出措施(牙行登记造册、限定佣金、官府监督粜籴),层层递进,有理有据,既体现了朝廷的“恤民”之心,也照顾了正当商贾的利益,更将执行的责任巧妙地分摊给了地方府县。
还有关于“清理河工积弊”、“严查私盐贩运”、“整饬驿站驿传”等等政令。秦思齐发现,这些看似枯燥的公文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政治智慧和语言艺术。
如何将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最权威、最不易被曲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平衡各方利益,明确权责,规避风险?如何引述律例、圣谕来增加权威性?如何措辞才能既达到目的,又不至于激起太大的反弹?这些,都是他从未在圣贤书中学到的,却是无比实用的“官场生存术”和“治理方略”。
他尤其留意那些由李通判亲自起草或批阅过的公文。李通判的文风,犀利中带着老辣,务实中透着圆融,尤其是在处理那些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的事务(如之前摊派富户捐输、强制征用大户空房等)时,其措辞之精准、尺度拿捏之到位、责任切割之清晰,让秦思齐不得不叹服。
他渐渐明白,李通判能在瘟疫中力挽狂澜,靠的绝不仅仅是勇气和运气,这份深厚的官场功底和娴熟的公文写作能力,才是他真正的依仗。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在沉默的算账间隙,贪婪地吸收着这些来自权力核心的“养分”。
随着航运的彻底恢复,武昌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作用重新焕发。堆积如山的粮食、药材,在官府的调度下,开始有序地分发。
武昌城内的济疫坊终于彻底关闭了最后几个病区。剩余的粮食,一部分用于继续维持城内以工代赈(如修复城墙、疏浚城内沟渠)的消耗,一部分则作为常平储备入库。
更重要的是,按照李通判早前定下的权宜之计和后续的统筹,一部分粮米和集中采购的药材,开始分批装船,运往黄陂、江夏、汉阳等受灾严重的下辖州县。
虽然数量远远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杯水车薪,但终究是救命的东西,加上李通判以府衙名义下达的措辞严厉的督饬公文(要求县令开仓、劝募士绅、组织自救),至少在表面上,暂时稳住了局面,遏制了瘟疫大规模复燃和流民潮冲击府城的风险。
这些粮药的分发和运输记录,最终都汇流到秦思齐的案头。看着这些数字,心中己无波澜。他清楚地知道,这些物资的流转,与其说是救灾,不如说是李通判巩固自身权力、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一环。
每一石运往下县的粮食,都伴随着一份彰显李通判心系黎庶、统筹有方的功劳簿;每一份要求县令自救的公文,都是在将地方可能的失误和责任提前切割出去。这是一场精密的权力运作,而物资,只是其中的棋子。
这一日,刚入冬不久。李通判身边的仆役来到秦思齐的耳房,恭敬地传话:“秦先生,通判大人请您过去叙话。”
秦思齐放下手中的笔,整理了一下衣袍,跟着仆役走向李通判那间宽敞明亮了许多的签押房。房内温暖如春,炭火烧得很旺。
李通判气色红润,眉眼间是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瘟疫的阴霾一扫而空,码头疏通、粮药转运、疫情平息,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实打实的政绩。更重要的是,来自省城和京城的消息都颇为乐观,事迹己被有心人上达天听。高升,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